空气治理不再“等风来”
近年来，人们对蓝天白云的渴望越来越高，但对于很多地方而言，大气污染治理既是重点，又是难点。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数据显示，与2014年采暖季空气质量状况同比分析，2015年入冬以来在京津冀区域北京、内蒙古、山东、河南、山西等省份PM2.5浓度同比明显上升，仅天津采暖季PM2.5浓度同比有所下降。在解决空气污染这个老大难问题上，天津取得了明显的治理成效。 快速发展带来环保压力 环保、林业到城建、发改部门，天津不少单位领导干部的手机里，存了各种关于空气质量监测的APP。天津主管环保工作的副市长尹海林，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里这些APP，把全国空气质量、天津市空气质量挨个儿查一遍。一旦发现天津哪个区县的状况不好，马上给区县主要负责人打电话，督促他们及时采取措施。要是碰上重污染天气，天津更是全体总动员，从市委书记到街道负责人，人人追根究底，及时应对。 天津的大气污染情况复杂，身为天津环保局局长，温武瑞深感这场战役不好打：“天津和北京、河北等地不同，经济结构偏重，经济处在高速发展阶段。2011年，天津的GDP刚刚达到万亿元，到2015年，全市GDP就达到了1.65万亿元。与‘十一五’末相比，天津5年时间内GDP增长了1.8倍。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环保压力巨大，矛盾突出。”温武瑞说。 拿新建项目来说，天津市每年有一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上马项目多，让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大工地。在记者走访天津的几天里，随处可见热火朝天的项目施工场景，这既让人感慨城市的快速发展，但又担心施工扬尘会带来满目黄沙。“去年全市房屋建筑施工面积近1.56亿平方米，现在全市土石方工地还有1000多个，天津市区500米之内找不到工地都很难。”温武瑞说。 这些点多面广、零零散散的工地扬尘污染看起来就已经很难治理了，但这还只是影响天津空气质量的污染源之一，其他主要污染源还有煤炭污染、烟尘排放、车辆尾气、工业污染等，各个都难以对付。 “别的地方主要污染物可能一两种，如哈尔滨就主要是燃煤污染，北京主要是机动车排放污染，但是天津的污染物来源堪称‘五毒俱全’，PM2.5来源于扬尘、燃煤、机动车、工业和其他因素的占比分别为30%、27%、20%、17%和6%。天津要面对的是复合型污染。”温武瑞说。 这样的结构导致天津一年四季都有污染，天津的环保治理工作没有淡季旺季之分：刚经历了冬季取暖季对燃煤污染的严防死守，好不容易二氧化硫排放量控制了，一开春又要赶往开工的项目建设工地，预防扬尘污染。夏秋到来后，高温强光照加剧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光化学反应，又要防止臭氧含量超标。一年四季，周而复始。 如何应对这样复杂的大气污染状况？温武瑞说：“这样多因一果，长期积累的大气污染问题必须长期作战、综合施策，大气污染治理没有特效药，快也快不了，慢也慢不得。” 经济杠杆撬动治污行动力 自从走上天津大港电厂环保主管的岗位，陈吉山的头发都变白了。“干环保压力太大了，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就怕环保指标出现问题，有一点问题就麻烦了！”陈吉山说。 在天津大港电厂，所有环保设备的考核、维护、检修都和发电设备一样，按照一类设备进行考核。对环保指标的在线监控，让人人都绷紧了一根弦。 在陈吉山看来，现在的环保工作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主要工作就是看烟囱有没冒黑烟，定期给设备除尘，再填填报表，现在经常就有环保部门来抽查、对表的，一点错都不能出。以前虽然环保不达标也会相应处罚，但哪里见过按日处罚、下岗、甚至关起来判刑的。”陈吉山说。可是现在，他不但看到了有的公司老领导因为环保问题被处理，还看到了一些企业因为不能适应当今的环保节奏而被关停。 陈吉山所看到的改变源于天津实施的环保新政策。近年来，天津通过运用经济杠杆，大幅提高排污费征收标准，对企业排污实施差异化收费，促使企业尤其是大型燃煤电厂治污减排。 2014年7月起，天津开始实施新的排污费征收标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氨氮等4种污染物排污费征收标准由原先平均每公斤约0.82元提高到7.82元，提高近10倍。此外，排污费涨价方案带有“阶梯定价”和“奖勤罚懒”的性质：对那些污染物排放浓度低于规定排放标准的企业，可享受4折到9折不等收费折扣；倘若污染物排放浓度超过规定排放标准，则按收费标准加1倍计收排污费。 按这个规定，污染严重而坚决不改的企业，最终会因承受不了高额环保成本而关闭，而污染物达标或优于标准排放的企业，就会越来越尝到环保的甜头。 随着新标准的执行，环保成为决定企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硬指标，企业纷纷在污染物防控上下大力气。天津大港电厂拿出6亿元进行超低排放改造，改造完成后4台机组排放的二氧化硫均值在每立方米15毫克左右、氮氧化物均值在每立方米30毫克左右、烟尘在每立方米3.8毫克左右。“通过改造，污染物排放量少了，上缴的排污费也少了，原来1年得上缴2000多万元，现在只上缴300多万元。超低排放，我们也是受益者。”陈吉山说。 环保改造甚至给很多公司带来了更好的经济效益。天津国顺肉联公司环保负责人迟文才介绍：“自从燃煤锅炉天然气改造后，炉子一开，升压快，耗电少，比以前节电30%。如果碰上重污染红色预警、国家重大活动等特殊时段，也因为企业环保而不用限产停产了，要知道，停产一天可要损失10多万呢。” “2015年，天津在提前一年完成国家‘十二五’淘汰落后产能任务的基础上，关停淘汰落后污染企业222家，但是关停不是目的，转型升级才是最终出路。我们不要有毒的GDP，我们要的是绿色GDP。”温武瑞说。 企业关停的同时，天津以各种方式留住了企业家。通过转型创新，3年下来，天津市有1.3万家企业进行了升级改造。“我们在中心城区利用楼宇来发展经济，建成立起来的开发区，搞服务行业。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天津有170座楼宇上缴的税收超过了1亿元。”温武瑞说。 精细管理与污染“较真”到底 2015年，天津市环保局共组织5批260余人次，成立了16个区县空气质量指导服务组，服务指导各区县做好环境空气质量改善工作。 服务组主要工作是抓大气污染防治各项工作任务落实，一是发现，推动并解决问题，主要方法是将问题汇总通报各有关部门、区县等，二是紧盯天气及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一旦数据异常，无论何时立即赶赴现场查找原因，解决问题。 赵杰是天津市环保局综合处副处长，自从去年3月成为空气质量服务指导组成员，身材矮小的她经常要进出工地、工厂等污染发生地，与偷排偷放斗智斗勇。 “几乎时刻都要盯着发布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晚上临睡前也要看一眼。一些污染物排放或者违规作业一般都是晚上进行，往往下班后才是我们服务组工作的高峰期。一旦发现问题，就是三更半夜，也要赶去制止。”赵杰说。 赵杰曾在深夜11点，悄悄跟着一辆渣土运输车追踪污染源，越追越不对劲，违规车辆越来越多，最后竟然有四五辆。当天本已是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这些车辆浩浩荡荡，扬尘漫天。运输车像打游击一样为躲避追查一直兜圈到荒郊野岭，但最终赵杰还是查到了工程渣土运输车的来源，并通过市清新空气指挥部的协调，当晚由市应急办对违规单位进行了通报。 “如果区县不及时处理污染源，被通报后其负责人将被约谈。被约谈可不好受，问题要一条一条过。”温武瑞说。 除了空气质量服务指导组，为更加精细化管理，天津市全市291个街镇配备了873名专职网格监督员，在全市各乡镇街、工业园区和重点区域设置271个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通过市区两级大气数据采集、传输和监控平台，建立乡镇街大气污染防治排名、考核和问责机制，将大气污染治理属地责任落实到街镇。 蓝天下的战役每天都在进行，高压之下常抓不懈的精细管理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效。2015年，天津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220天，同比增加45天，达标天数比由2013年的40%、2014年的48%稳步提高到60.3%，重污染天数减少了，6项主要污染物浓度同比均显著下降。（来源：经济日报）
深圳检测技术辐射全国 借核心企业“走南闯北”
导语：专业检测机构也“玩”供应链概念？是的，深圳市检测院主动适应供应链生态，大力创新服务理念，“玩”出了大名堂，在稳固本地大型知名用户的同时，还把深圳的检测技术服务输送到全国。 深圳市检测院（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是深圳主要权威计量检测机构之一，也是国家质检总局授权的向华南、港澳地区开展量值传递和溯源工作的计量机构。去年的“4·26”电动大巴起火事件、部分学校“毒跑道”等应急质量鉴定和检测任务，都是该院技术人员完成的。该院负责人昨天告诉记者，近年来消费者需求沿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延伸，其中的核心企业对整个行业、市场都显得至关重要。为适应这种供应链生态的发展需求，去年该院将服务重点转向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抓住一家核心企业就基本上抓住了整个产业链供应链”，同时创新服务理念、提升服务质量，取得了显著成效，全年完成委托计量校准44.9万台件，委托产品检验20.3万批次，有力促进了经济发展。 在分析调研中，市检测院按照我市传统优势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产业脉络“顺藤摸瓜”，每个领域抓住其中的核心企业不放，如华为、中兴、沃尔玛、天虹、永旺等，并帮助企业挖掘业务潜力。目前，该院已成沃尔玛指定的3家检测服务供应商之一，其他两家均为外资机构。国内三大电商阿里、京东、唯品会也纷纷与该院签约，以获取高效专业的检测、咨询与培训服务。 深圳市检测院还以深圳为原点，深化“检测一类产品、服务一个企业、拓展一个行业”的服务理念，将技术服务辐射至珠三角乃至全国各地。（来源：深圳特区报）
十年检测从业者的焦虑 你没有吗？
导读：据统计，2013年年底我国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检验检测服务业从业人员78万人，这两年检验检测行业改革广受关注，各种社会资源和力量向检测行业涌来。然后，身在其中的从业者感受如何? 一位在检测行业从业十年，是怎样的一种体会? 半夜睡不着，想起来第三方检测行业的集体焦虑。 这个事情说起来，也是前几天，几个都是第三方检测的朋友坐在一起谈论行业的发展前景，都在寻找这个行业的出路。慢慢的看出，这个行业的集体焦虑。 在检测行业做十年以上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不是说做不到，而是需要非常的耐心、耐心和耐心。 各个检测实验室的职位，大致分为： 1、销售。这个行业中，销售是个非常稳定的职位，与其他行业不同，这是因为，一旦在销售这个职位上面呆了两年以上，一方面手里面或多或少有了一些资源，业务压力就不是很大了，而且，即使业务没有完成，实验室处于业务发展的需要，往往也不会主动辞退这部分人员，而是通过减少奖金的办法，希望销售人员能够自行离开。但是，实验室招销售又希望能够招到有资源的销售，这样就导致销售在实验室间的流动。销售也就继续稳定下去了。当然，熬不到两年以上的销售，往往会退出这个行业。 2、客服。其实客服是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只不过由于不产生效益，往往受到轻视。在这个行业，男客服能够呆到三年以上就非常了不起了，主要是工作太琐碎。女客服如果没有经济上的压力，到能够多呆一段时间。但是由于客服不受重视，导致人员流动性较大，上升渠道不宽。 3、技术支持。主要是作为销售和实验室之间沟通的桥梁。技术支持向上往往是技术经理的角色，这些人都比较精通测试，有一定的技术水平。但是，技术支持受到的培训往往不够，往往精通一方面的知识，这样的话，在该职位呆三年以上，如果不换行业，则就会在检测实验室间流动。 4、实验室操作人员。无他，劳动力而已，流动性比较大，换行的几率非常高，毕竟如果不能升到主管，或者转为技术支持。那么在实验室年复一年进行检测，没有什么提升空间。 至于各部门主管，经理等等，焦虑其实更大，因为上升的空间更小了。再向上，基本上不会有更大的发展。只不过在这个行业呆的年头更长，更厌倦这个行业，也找不到更好的出路而已。 为什么会有这个原因，我想主要有两部分： 1、检测行业内部，由于国家控制着主要的检测机构，导致第三方检测行业要么是外资的，要么是私人的，外资的实验室管理人员很多都是国外人员，又比稳定，因此中国人的内部竞争就会很激烈，上升空间狭小。私人的更不会重用外来人员，毕竟实验室重要的是运作流程，如果重用外来人员，则各个环节被外人掌控之后，老板就失去了实验室的控制。还有就是，私人实验室还远远没有成熟起来。 2、检测行业外部，由于一方面社会比较看重金钱，因此真正沉下心去作检测的人往往由于工资不高，而转向工资高的岗位，还有就是这个市场没有经历过大风大雨，还非常不成熟。在这个行业时间长的人往往是由于这个行业稳定，而不是经济利益。（来源：嘉峪监测网）
我国首个综合性卫星应用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成立
导读：近日，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检测“国家认监委”）下发通知，对国家卫星应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予以授权，正式批准国家卫星应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在授权范围内开展卫星应用产品相关检验、检测业务。这标志着我国首个国家级综合性卫星应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成立。 目前，我国卫星导航、卫星通信、卫星遥感等领域应用成果广泛，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手段，尤其是我国自主建设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更表现出广阔的市场前景。北斗系统已经由区域运行向全球拓展，成为继美国GPS、俄罗斯格洛纳斯之后，第三个被国际组织认可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计划于2018年率先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基本服务，2020年形成全球服务能力、建成国际一流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对于卫星产业这一新的经济增长点，尤其是北斗这样一个覆盖从导航系统建设、导航终端制造到运营服务全链条的民族新兴产业，产品的质量直接关系用户的认可度、民族品牌声誉和市场占有率。因此，建立健全卫星应用产品质量检测认证体系及质量监管机制、推动卫星应用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建设，是《国家卫星导航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的保障卫星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 国家卫星应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下属单位北京东方计量测试研究所（以下简称“514所”）筹建，能力范围涉及卫星导航产品检测、卫星通信产品检测、环境适应性与可靠性试验、电磁兼容测试、软件测评五大领域，覆盖了从芯片、模块、板卡、天线等基础类产品，到车载导航终端、船用接收机等各类终端设备以及应用系统等全产业链条的产品检测需求。 在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的支持和指导下，514所从筹建国家卫星应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之日起便和我国北斗重大专项紧密相连。该所不仅承担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基带芯片、射频芯片、高精度OEM板卡等基础产品的全部测试评估工作，为北斗芯的技术攻关和性能提升提供了坚强的测试技术支撑；还完成了北斗导航新体制接收机的测试评估工作，保障了北斗全球信号体制地面验证工作开展。近年来，该所共计承担重大专项领域12类共计114个型号/批次的北斗产品测试评估工作，涉及产品占北斗重大专项产品型谱的80%以上；作为全国北斗卫星导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员单位，承担了多项北斗专项标准的编制工作；该所还在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组织的“北斗导航产品测试检定系统”项目招标中取得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同时，该所还为交通运输、安全生产、气象等行业北斗应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检测技术支撑。 国家卫星应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将在授权范围内，开展产品质量检验业务，客观、公正、真实、准确地出具检验数据，为社会各界提供面向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售后服务全过程的观测、分析、测试、检验、标准、认证等服务，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加快我国卫星应用企业产品和技术创新升级步伐，保障卫星应用市场秩序稳定、规范，提高卫星应用产业整体竞争力。（来源：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先进测绘仪器国产化需加强自主创新
导读：测绘是以计算机技术、光电技术、网络通讯技术、空间科学、信息科学为基础，以全球定位系统(GPS)、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GIS)为技术核心，将地面已有的特征点和界线通过测量手段获得反映地面现状的图形和位子信息，供工程建设的规划设计和行政管理之用。 人物简介 刘先林，中国工程院院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测绘系统劳动模范，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科学家。 核心提示 测绘仪器的更新换代非常快。解析测图仪是老刘1988年的科研成果，后来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我们必须不停地推出新产品，才能在世界上站稳脚跟。让人感到欣慰的是，我国航测技术每10年一次的飞跃，基本上都采用了自主创新的产品。 1962年，刘先林从武汉测绘学院毕业。46年来，他在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执著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改变了我国先进测绘仪器依赖进口的历史，为我国测绘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自从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以来，刘先林一直不习惯“刘院士”这个称呼。别人一叫刘院士，他就连忙摆手：“叫我老刘好了。”有人比喻说，如果说袁隆平是院士中的农民，老刘就是院士中的工人。 国外产品其实没什么了不起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测绘事业发展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一方面，国家经济建设飞速发展，对测绘工作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同时，测绘仪器装备落后，精密航测仪器完全依赖进口，国外产品占据了90％的国内市场。由于国内研制不出这种仪器，外商漫天要价，一台测绘仪器要价几百万元人民币，甚至把一些零部件拼凑在一起高价出售。更重要的是，真正的尖端技术是不可能买来的。测绘技术和装备的落后，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我们曾经进口一批记录仪，每台6万美元，实际上是快要淘汰的产品，有的不能用、有的经常坏，维修一次又要上万美元。过去外汇稀缺，国家还要花那么多钱去购买这些所谓的高技术产品。”老刘说。 有一次在德国，一位外国专家演示他设计的示波器，打出复杂的波形给老刘看，不屑一顾地说：“这种复杂的光机电综合仪器你们搞不了，还是研制单纯光机型吧。”老刘当即把他要演示的下一幕提前道出来，刚才还自我感觉良好的外国专家只好尴尬地收起了仪器。 “对进口仪器的高度依赖、外国人的轻视与傲慢，一次次震撼着我的灵魂，我痛心、惋惜、窝火！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为什么就不能研制出自己的精密仪器？研制中国人自己的测绘仪器，把国外产品挤出去，是我们科研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成为老刘重要的人生信念。 “我仔细研究国外的产品，其实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完全做得了。有一次，国家组团出国考察谈判，准备引进5台解析测图仪。团长问：‘什么是最需要引进的关键技术？’我说：‘除了油漆，我们都搞得了！’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笨，一定要有勇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目前，国货已经覆盖国内市场90％以上，并成功走向国际市场。”老刘说。 老刘凭着超强的自主创新意识，每隔几年就拿出一项能够解决测绘生产瓶颈问题的成果——第一个发明了写入我国航测规范的作业方法，第一次将计算机技术引入航测生产领域，第一次成功研制正射投影仪、数控测图仪、解析测图仪、全数字摄影测量工作站、数字航摄仪等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测绘仪器的更新换代非常快。解析测图仪是老刘1988年的科研成果，后来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当时，所有人都为之雀跃：它结束了国外精密测绘仪器长期一统中国市场的局面。到1998年，这类解析测图仪几乎同时进了博物馆。“我们必须不停地推出新产品，才能在世界上站稳脚跟。让人感到欣慰的是，我国航测技术每10年一次的飞跃，基本上都采用了自主创新的产品。” 出国只有一种理由 上世纪80年代曾涌动出国潮。“我在美国、日本、德国的老同学、老朋友多次邀请我去国外，我都谢绝了。有人说，你这样的人在国外，成为千万富翁不是难事。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千万富翁，我不能为了个人待遇去为洋人打工。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人争气。我不但要证明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而且要证明中国人在国内干一样能够成功！有一次随团访欧，我在给哥哥的信中自豪地说，我只出一种国：讲学、培训外国人、推销我的成果。我后来赴美国、加拿大是宣传介绍我们的设备，赴日本是安装设备、培训日方人员，赴俄国是转让技术，赴芬兰是去培训，赴巴基斯坦、澳大利亚是装设备。”老刘说。 老刘的成果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测绘工作的落后面貌，极大地提高了测绘生产力水平。过去，测绘地图需要做大量的野外工作，测绘工作者跋山涉水，风餐露宿，非常艰苦，有时甚至要冒生命危险。现在，利用他主持研制的全数字摄影测量工作站，航空照片、卫星照片上普普通通的高山、河流、房屋，由平面变得立体了。以前大量艰辛的野外测绘工作，现在坐在电脑前就能完成了。过去测绘一幅1∶1万比例尺地形图需要一年多时间，现在不到一个月就可以完成，地图更新速度大大加快。仅此一项，就为国家节约资金约2亿元。 老刘的成果彻底打破了国外产品在中国测绘市场上的垄断。仅以全数字摄影测量工作站为例，价格只有国外同类产品的1/10，不仅占领了60％的国内市场，而且批量出口到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科研就像在地狱里爬行 “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国家测绘总局测绘科学研究所（现在的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老所长语重心长地说：‘祖国需要什么，一线需要什么，我们就要研究什么。要到生产第一线去，解决生产一线的问题，这是研究所的责任，也是研究人员的责任。祖国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用自己的科研成果武装测绘生产、提高生产力，是我一直坚持的人生追求。” 回忆当年，老刘说自己研制航测仪器，一无现成图纸，二无参考资料，三无资金支持。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1985年，根据航空测量仪器的发展趋势，我们结合实际提出了研制解析测图仪的总体方案与设计思路。这个课题不仅难度大，包括了光、机、电、航测、电脑技术在内的多种学科，而且时间紧，要在两年四个月内完成总体设计和光、机、电部件加工以及上百个程序的编制、总体调试等工作。课题组每位同志都以忘我的热切情怀，夜以继日地工作。研制过程中，我们采取结合生产分阶段研制的办法，经过1000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苦鏖战，1987年成功研制出JX-3解析测图仪，并很快在国内得到大规模应用，一举夺回解析测图仪国内市场。德国一家公司的香港销售公司一再降价仍难挽回市场，只得关张大吉。”老刘说。“JX-3解析测图仪开始用的计算机是单板机，没有操作系统。为了能够推广应用，必须及时把单板机提升到系统机上面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段时间我带着笔记本电脑，把原来单板机上面的驱动软件，一个个移植到系统机里面去。春节期间，助手们回家探亲，就剩下我，时间不等人，工作不能停！我拉着10岁的儿子帮忙，爷儿俩整个春节期间在实验室连续苦干，一共焊接了几百个焊点，累得几乎直不起腰来。就在这一年，JX-3解析测图仪实现了批量生产，并出口国际市场。” 除了条件简陋之外，从事测绘研究还面临许多挑战。老刘说：“科研工作就像在地狱里爬行，而且背上还压着一口锅，一不小心很可能会被扣在地狱里。谁最能吃苦，谁最能坚持，谁就能最后爬出去！否则，没有顽强拼搏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就会前功尽弃、一事无成！”他牵头搞的几个重大项目，从开始到成功每次都历时10年左右，经过上百次的失败、无数次的起起落落。但他从不气馁，从未放弃。 老刘说：“早在1968年，我们在四川编制空中三角测量程序，为了解决一个难点问题，我三天三夜在机房度过，连续上机时间最长的一次达8个小时。1980年国庆节，为了调试等高线拟合程序，3天假期我从始至终待在计算机房，每天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 产业化最成功的科学家之一 如果说矢志报国是老刘科研的动力，那么结合生产搞科研就是他的准则。他不赞成从纸面到纸面的科研工作，也不单纯追求填补空白。“搞科研要向两种人学习，在创新方面要向作曲家学习，永远拿出新东西；在产业化方面要向厨师学习，你做的每顿饭都能被吃掉。科研成果如果缺少创新的成分，没有自己独到的东西，就不会有人应用，怎么谈得上产业化？创新从何而来？只能是生产实际。” “刚参加工作时，国家测绘局从经济建设需要出发，从1∶5万比例尺地形测图转向1∶1万大比例尺地形测图。原来的那种方法精度比较低，不能用于1∶1万比例尺测图。我深入生产单位与作业员一起作业，对测绘生产有了充分的了解。通过潜心研究，不到一年时间就发明了坐标法解析辐射三角测量，解决了精度低的问题，为航空测量内业平面加密开创了新途径。用这种方法，精度提高了一倍以上，而且省去了大量野外作业，满足了测制1∶1万比例尺地形图的需要。”老刘说。 JX-3解析测图仪的实用性来源于实践。老刘在研制仪器时，特意邀请生产单位的作业员来参与，生产作业需要什么功能，就在仪器上设置什么功能，想用户所想，急用户所急。用户感慨说：“这仪器太好用了，真不知道刘先生是怎么知道测图中那么多细微环节的！” 长期以来，许多用户对国产设备信心不足，甚至认为基本不能用，于是老刘把大量精力用在搞好产品服务上——经常带领课题组同事走进测绘仪器工厂，深入用户单位，上门服务，传送经验，免费解决各种问题。不仅完善了产品，而且感动了用户。JX-4销售至今，每年都销售150套左右，覆盖了整个国内市场。三四年前就有人预测市场已经饱和了，但JX-4的销售势头一直旺盛不衰。 老刘最近研制成功的数字航空摄影相机，从设计研制、生产到试验，始终以用户需求为第一目标，并针对进口产品的不足加以改进。因此，这一仪器在多个方面性能超过国外同类产品，引起瑞士、美国、日本、巴基斯坦等国技术同行的高度关注。 从事科研工作40多年来，老刘发表的论文加起来不超过20篇，而他所有的科研成果没有一个变成保险柜中的常驻图纸，也没有变成无人问津的“铁疙瘩”，每个项目都在实际中应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科技部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一位负责同志曾说：“刘院士的成果，做出一个应用一个，他是产业化最成功的科学家之一。” 老刘的成果产生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他研制的全数字摄影测量工作站已在测绘、水电、铁道、地质、冶金、煤炭、农林、城建、环保等行业大面积推广应用。第三代解析测图仪刚刚研制出来时，四川测绘局买了3台，用这些仪器3个月就完成了宝成铁路复线测图任务，比采用传统方法提高工效5倍，创造产值上百万元。 秘诀是锲而不舍地学习 谈到自主创新的秘诀，他说就是锲而不舍地学习。“自主创新本身就是各种知识、各种技术综合集成的结果，要求我们必须瞄准科技前沿。每一次研制新的测绘仪器，都需要大量的光、机、电、航测、电脑、外语在内的多种学科。我不是搞计算机出身，通过学习，也照样能掌握软硬件；下干校前从未搞过仪器，几年后通过钻研，也成了光机电方面的行家。”老刘说。 1980年，我国测绘界参加一次国际会议，老刘的论文被选中大会发言，因为他学的是俄语，不懂英文，只好请人代为宣读。随后，测绘局派他到外语学院脱产学习英语一年。“我很不自信，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角落。一次，老师让我念26个字母，我竟然念不全，引得同学发笑。于是，我主动要求调到第一排，发奋用功，学习结束时成绩是全班第二。” 2003年，老刘牵头研制“SWDC数字航空摄影仪”，很多人认为他肯定搞不成。“我就是不服输！我挤出尽可能多的时间学习这方面的基础知识和发展前沿，心中有了底之后，便开始深入调研，到处请教。在四川，一个老航飞员介绍，现在航摄仪最常用的焦距150毫米偏长，88毫米偏短，120毫米最好。我牢记在心，现在SWDC-4的焦距就是等效于120毫米。在总参测绘局，一位同志介绍，要取得理想的测图效果，数字航测仪的旁向视角必须达到90度以上，而进口产品的旁向视场角不到70度。据此，SWDC-4数字航测仪的旁向视场角超过了90度。经过深入研究，我们的这一成果不仅成功出炉，而且高程精度要比国外产品高好几倍，由于精度的突破，摄影测量的应用领域大大拓宽，过去不能做的现在也变成可能。”老刘说。 科研工作者不能昧着良心说话 老刘当了院士以后，请他出席的会议多如牛毛。他就一个原则：与测绘有关的去，与测绘无关又不得不去的，去了也只讲测绘。有个上市公司是老刘公司的客户，请了几位院士去开会，宣传他们的新概念，希望院士们认可他们的发展规划。老刘一听，所谓的新概念都是虚的。其他院士都签了字，一向秉承“客户至上”的老刘就是不签这个字。尽管得罪了客户，老刘说科研工作者不能昧着良心说话。 老刘为我国测绘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从不躺在功劳簿上居功自傲，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从没有要求组织给他解决过个人的问题。他爱人身体不好，两个儿子都已成家，家里成了“空巢家庭”。为了不让夫人感到孤独，他有时出差也带着夫人，但他公私分得很清楚，夫人的路费一定要自己出。刘先林家离单位远，照顾爱人很不方便，院里想在单位大院里给他补一套单元房，他坚决不同意，说院里房子本来就紧张，不能再要了。前几年，为了刘先林工作方便，院里专门给了他一套里外间的办公室，可他把里间让给同事搞研究、做实验，自己办公的地方挤了又挤。院里还提出为他配备汽车和司机，也被他一一谢绝。 老刘的椅子也很有意思，还是1973年国家测绘局恢复后的胶合板凳，没有扶手，上面的油漆早已脱落了。有人张罗给他换个舒服的椅子，他振振有词：换了那种摇椅似的椅子固然很舒服，可是人坐在上面摇啊摇，容易睡着了。所以不能太舒服，太舒服就不能出科研成果。他还劝下面的年轻人，你们也都坐木椅子吧。（来源：科学时报）
中国科协将压缩15%事业编制 明年将精简至1120名
导读：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提出，改革中国科协机构设置，所属事业单位2016年年底前压缩至13个，事业编制2016年年底前精简至1120名左右。中国科协相关负责人介绍，科协所属事业单位将压缩25%，事业编制压缩15%。 《方案》提出，扩大中国科协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一线人员的广泛性，来自企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农村等基层一线科技工作者的比例由目前的58%提高至65%左右，45岁以下青年科技工作者不少于三分之一，同时注重吸收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型研发机构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代表人物，减少领导干部所占比例。优化科协领导机构人员组成，来自基层一线的中国科协全委会委员比例由58%提高至70%左右，常委会委员比例由56%提高至75%左右。 改革中国科协机构设置，所属事业单位2016年年底前压缩至13个，事业编制2016年年底前精简至1120名左右。 《方案》指出，扩大中国科协机关与学会、地方科协的人员双向挂职交流规模与范围，科协机关和事业单位抽调一定数量干部到学会和学会联合体挂职锻炼，保留人事关系不变，任期一般不少于两年。机关留出10%－15%的局处级岗位，择优选拔科研单位、高等学校和学会的科技工作者或管理人员挂职，择优选拔一批学会和地方科协工作人员到中国科协挂职，定期轮换。 《方案》指出，改革团体会员制度，突出科技工作者主体地位。进一步完善科协团体会员制度，接受部分规模和影响较大、承认科协章程、工作积极主动的大型企业科协和高等学校科协作为中国科协团体会员。支持所属学会重点发展个人会员，鼓励单位会员中的科技工作者以个人身份加入学会。 支持学会人事制度改革，扩大专职工作人员聘任制试点，实行理事会聘任秘书长制，推动秘书长职业化，通过社会公开招聘逐步建立一支政治素质高、专业能力强、工作作风实的专职工作人员队伍。逐步规范在职及退(离)休领导干部在学会兼职，明确兼职人员的责任和义务，及时调整不能正常履职的学会工作人员，调动激发兼职人员尽职尽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来源：京华时报）
